阿里·哈希姆：哈梅内伊遇害不会让伊朗崩溃，“殉难”叙事将影响继承人选择

【文/阿里·哈希姆，翻译/鲸生】

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最新一轮战争，始于对伊朗最高领袖阿里·哈梅内伊住所和办公室的空袭。其基本判断似乎是：如果突然“斩首”哈梅内伊，伊朗的现行统治体系将遭遇致命打击。这一战略设想类似于当年卡扎菲倒台后的利比亚，或者是阿萨德出走之后的叙利亚局势——在这两个案例中，一旦国家领导人失去权力，其政权立刻崩溃。在那样的体制中，国家机器的未来与领导者的个人命运完全绑定。

但伊朗的历史经验和生存方式并不相同。的确，在当代政治体制中，很少有国家像伊朗这样，把如此显性的权威集中在最高领袖这一职位之上。从宗教合法性、武装力量的指挥权到政治的终极裁决权，都系于他一人。

然而，权力的高度可见并不等同于体制的脆弱。在伊朗最高领袖的职位之下，是一整套密集而复杂的制度网络。它们的功能不仅是服务最高领袖，更包括对其进行制衡、监督，甚至在必要时超越其个人而继续运转。伊斯兰共和国并非只是披着宗教语言外衣的一人政权，而是一个革命型体制。它长期为权力的交接做了大量制度准备。在承受外部压力时，这一结构的设计逻辑是向内收缩、整合力量，而不是向外崩散。

如果不了解伊朗的执政精英如何熟读历史，就无法真正理解伊朗的政治行为。数百年来，这个国家曾多次经历权力真空的时期，那些记忆依然深度嵌入其政治想象之中。无论是有意识还是出于本能，伊朗都会把每一次危机与过往的国家崩溃时刻相对照，在历史回声中作出判断。

尽管贾法里派什叶派法学并不承认类比推理，但伊朗领导层却经常性地、几乎出于本能地以历史为参照。卡扎尔王朝的覆灭、伊斯法罕失守后萨法维王朝的崩溃、纳迪尔沙去世后的混乱，以及卡里姆汗·赞德身亡后爆发的内战，都反复指向同一个教训：一旦缺乏明确的领袖，伊朗就有解体的风险。

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当地时间3月1日召开会议，左起：司法总监穆赫塞尼-埃杰耶、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阿拉菲 图自：PressTV社交媒体账号

对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领导者来说，权力交接中的困境并非抽象的理论问题，而是历史留下的现实警示。大阿亚图拉鲁霍拉·霍梅尼并未废除最高权威，而是将其制度化、嵌入体制之中。1979年围绕如何避免重蹈历史上体制崩溃覆辙所展开的激烈讨论，最终体现在伊朗新宪法的设计上：每一个重要机构的设立，几乎都对应着历史中暴露出的某种制度风险。

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职责是防止政治方向偏离，并确保立法符合伊斯兰原则；专家会议承担起遴选和监督最高领袖的职责，以避免权力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高度集中；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则用于打破制度性僵局，确保在高层出现分歧时，国家机器仍能运转。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情报系统的设立，则意在从内外两方面巩固革命成果，既防范外部威胁，也压制国内动乱。

这一套刻意重叠的制度设计是为了增强韧性：就算体制的某一环节失灵，其他部分也可以继续运转。其核心目标是避免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。霍梅尼曾直言，维护伊斯兰共和国的安全，高于保护任何个人——无论其地位多么重要。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仍在影响着伊朗领导层的行为逻辑。

伊朗的新体制很快便遭遇第一次重大考验。总统阿布哈桑·巴尼萨德尔在1981年遭弹劾后，穆罕默德·阿里·拉贾伊当选总统、穆罕默德·贾瓦德·巴霍纳尔出任总理，但两人均在一个月内遇刺身亡。然而，仅用不到50天时间，哈梅内伊便出任总统，显示出政权在危机中迅速完成权力交接的能力。八年后，在霍梅尼去世后，同样的机制再次发挥作用。尽管哈梅内伊既不具备霍梅尼的个人魅力，也未达到其宗教资历的高度，但在制度与机构的共识下，他成为了伊朗最高领袖——这是源于体制的选择，而非命运的安排。

在伊朗国家体制的内部，一个核心信息始终十分清晰：体制必须超越任何个人而存在。近年来的事态再次印证了这一原则。2024年，时任伊朗总统莱希在一次直升机事故中身亡后，宪法程序立即启动。权力平稳移交，选举迅速举行，伊朗体制运行保持稳定。这场突发危机没有引发动荡，反而像一次实战演练，检验了体制应对领导层骤然更替的能力。

伊朗宪法对最高领袖突然缺位的情形有明确预设。根据第111条，一旦最高领袖去世或丧失履职能力，其权力将立即移交给一个临时领导委员会，由总统、司法总监以及一位由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选出的资深教士组成。其目标是维持过渡时期领导权威的延续稳定，而不是改变政治体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伊朗宪法列明了继任者应具备的资格条件，但并未将人选严格限定在某种僵化的宗教体系之内。

这种制度弹性意味着，继任过程将成为一场围绕稳定展开的协商，而非单纯的宗教裁决。伊朗宪法并未设定选出新领袖的硬性期限。若处于战争状态，临时领导委员会可以长期运作。外界或许会将此举视为拖延策略，但在伊朗体制内部，这是一种风险管理方式。

至于继任程序本身，虽然专家会议在形式上拥有投票权，但关键决定往往在更早阶段便已酝酿成型。这通常会经过三道非正式筛选程序，逐步缩小候选范围。伊斯兰革命卫队无法在制度上直接参与遴选最高领袖，但它在界定“可接受风险”的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。那些可能削弱伊朗国防能力或破坏内部团结的人选，往往难以获得足够支持。

一旦最高领袖职位出现空缺，革命卫队的情报机构势必加强对高层官员的监控，地面部队则侧重于维持国内秩序。革命卫队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体制的稳固与独立，同时也维护其自身在经济领域的利益。与此同时，伊朗的政治文化深植于以库姆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之中。任何最高领袖的潜在继任者，都必须具备足以获得高级教士认可（至少是默许）的神学资历。

1989年7月，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去世一个月后，哈梅内伊被委任为伊朗最高领袖 资料图

除了宗教与安全层面的因素，围绕继任的叙事本身也至关重要。继任并非仅由制度决定，也取决于相关事件如何被讲述。关于一位领导人如何离世的叙事会直接影响事态的后续走向。如果领袖是在战争中身亡，围绕“殉难”（martyrdom）这一理念的叙事可能会强化某种政治期待——即只有那些被视为稳重且强硬的人选，才会得到考虑。

真正最为敏感的时刻，很可能出现在新领袖产生之后，而非之前。伊朗的新任领导层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树立国内权威，并向外部世界展示其体制的稳定性。在那些由革命塑造、曾长期面临不确定性的国家里，权威的树立往往体现在行动上，而不仅仅是靠象征性的姿态。

在权力的过渡阶段，一些举措可能会令外界感到困惑。某些在外国看来颇为激进的行动，实际目的或许是为了安抚伊朗的国内社会，证明权威依旧稳固。那些在远距离观察时显得混乱的局面，可能正是让内部秩序回归正常的努力。外界常常预期伊朗的体制可能突然崩塌，却忽视了这一体制本身就是为承受冲击而构建的。不同的权力团体通常更倾向于维系体制的整体运转，而不是将各自的利益推向极端。

伊朗时常被描绘为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政治秩序。然而，1979年之后形成的制度架构却遵循着另一种逻辑——它根植于革命经验本身。霍梅尼曾有一句在伊朗政治精英中被反复引用的话：“维护伊斯兰共和国比维护任何个人都更重要——即便那个人是什叶派信仰中的‘末世伊玛目’。”这里所指的是什叶派传统中的第十二伊玛目，穆罕默德·马赫迪。

这一原则是否会在未来始终得到贯彻，仍有待观察。但可以预期的是，在德黑兰发生的领导层更替，与其说是某种时代终结，不如说更像一次考验——检验这个国家的制度是否真如其设计者所期望的那样，能够在挑战中幸存。

（原文发布在美国“外交政策”评论网站，原标题：“伊朗体制本就为应对最高领袖遇刺而构建。”译文仅供读者参考，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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